退休6年后，朱镕基以一本新书的出版回归公众视野，其意义已超过书籍本身，必将引发国人对其鲜明个性暨经济上的“朱镕基时代”的切身记忆与情感涟漪。此书以朱镕基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及演讲的记录为内容，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朱镕基著作。 

　　《朱镕基答记者问》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9月2日起在全国公开发行。该书根据音像资料、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，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、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。书中大部分内容在国内是首次公开发表。 

　　新书的低调面目 

　　该书的出版工作高效而谨慎。人民出版社相关人士称：“该书是重大选题，涉及国家领导人，政治性很强，我们是举全社之力操作。”该书的发行量业内预期或将达到100万册。 

　　退休之后，朱镕基很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，刻意保持低调。 

　　朱镕基退休后仅有的几次公开露面包括：2004年8月，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；2004年12月，北京凯宾斯基饭店，德国中小企业联盟授予他“欧洲中小企业奖”的仪式。 

　　朱镕基拒绝回家乡长沙，拒绝阅读其堂兄为他写的传记，拒绝中华诗词协会邀请其担任名誉主席。朱镕基的清华同学撰写、未经朱镕基同意刻在湖南常德一面“诗墙”上的《槠基赞》也被悄悄拿下。 

　　新书保持低调面目：目前所见，朱镕基没有为新书撰写文字，即使新书前言，也并非出自朱镕基手笔，而是编者所加。通过如此安排，似乎在出书的同时，维持了卸任后不公开发言的一贯自律。 

　　海外出版焦点 

　　目前大陆尚无公开出版的朱镕基传记。但与其他中共主要领导人一样，港台早有各种以朱为传主的纪实类著作流传。 

　　仅名为《朱镕基传》的书籍就有台湾新新闻文化出版社版、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版、香港明报出版社版等多个版本。 

　　1999年，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，成为海外出版界炙手可热的题材。与以往的政治人物八卦书籍不同的是，朱镕基被描述为颇为正面的智慧者，或是经济强人、管理者的形象。 

　　这一年，香港出版的有关朱镕基的书籍包括镜报文化企业公司的《朱镕基——雄才伟略》、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的《朱镕基大战走私集团》、香港皇冠出版社的《朱镕基之逆境推销术》等。同年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也出版了《朱镕基新政——中国改革的新模式》。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出版《朱镕基金融风暴》。明镜出版社则出版了《朱镕基在1999》。 

　　日本历年来也在不断出版描写朱镕基的书籍。包括1992年室井秀太郎所著《上海新世纪——朱镕基和浦东开发》、1993年常恺所著《江泽民和朱镕基——记者眼中的中国新领导人》等。 

　　此外，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美国人龙安志(Laurence J.Brahm)也曾写过以朱镕基为题的书籍：《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变革》。这本书并未在大陆出版，而是2002年在新加坡出版了英文版。 

　　龙安志在书中赞美朱镕基“完全有资格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尽管这个奖向来是颁发给学者，而不是实践者的，(因为)学者们没有办法做到的，他都做到了”。龙安志认为朱镕基在过去10年里，主导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就之大，足以和凯恩斯相提并论。 

　　龙安志是朱镕基的崇拜者。2001年，龙安志的新书《中国的世纪》一书出版。朱镕基为其作序，并接见了他。 

　　出版空白 

　　朱镕基本人显然并不看重那些关于他的传记。《上海文汇读书周报》2004年文章《卸任总理朱镕基的淡泊生活》称，朱镕基说他自己从来“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，认为都是东拼西凑去卖钱的”。 

　　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也曾写了一本《朱镕基传》，2004年专程送到上海请朱镕基过目，结果连朱镕基的面都没见上。朱天池此后告诉大陆媒体，“暂时不想出版了”。 

　　多种原因，使得内地至今没有出现专门记录和描写朱镕基的出版物。 

　　最为大陆读者熟知的，则是2003年朱镕基卸任之时，《南方周末》用24个版，多达30篇文章，赞美了朱镕基的执政生涯。 

　　这组报道规格之高，不论是在大陆商业化媒体对国家领导人的报道中，还是在该报的历史上，都是史无前例的。 

　　这份报纸出版后迅速被抢购一空，显示了朱镕基在民众心中占有相当地位。但有消息人士称，朱镕基本人对此举并不欣赏。 

　　保密的新书 

　　清晰地描写朱镕基，面临如许困难，令其在公众心目中始终保持神秘。剩下的渠道，或许只剩下朱镕基自己出书了。 

　　大陆领导人出书，早已不是孤立事件。在当代中国领导人中，朱镕基本人其实著述颇丰，但均为事务性、学术性著作，几乎从不涉及个人。 

　　1980年代初期，朱镕基曾经主编(或专著)了一批经济管理书籍。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，朱镕基的专著包括1999、2000、2002、2003年，每年3月5日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以及2001年3月5日的《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》。 

　　《南方周末》2006年曾刊载文章称，虽然不写传记，但朱镕基对于任职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反思和回顾没有停止：2005年北京的一次清华老同学的聚会上，朱镕基流露出准备系统整理成书的想法。 

　　人民出版社负责宣传的官员一度坚称毫不知晓此书的出版计划。匿名消息源称，该书原定8月中旬印刷，但因为运作的慎重，以及审查之需要，推迟为9月份面世。《凤凰周刊》 

　　“我们要民主，我们也要法制” 

　　朱镕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CNN)记者伍德拉夫采访(1999年4月13日) 

　　伍德拉夫：在你访问美国之前，你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，但脾气不好。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，这次就世贸组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，你现在是不是想发脾气？ 

　　朱镕基：我在美国不但没有发脾气，而且还始终保持着笑脸。我不认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谈是不成功的。克林顿总统和我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，在声明中，美国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现在处于最后阶段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达成协议。 

　　“当经济上更强大以后，中国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见？” 

　　伍德拉夫：大家也都知道，美中在具体问题上会有分歧。这些具体问题之一当然是人权。总理先生，你认为当经济上更强大以后，中国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见？ 

　　朱镕基：就人权来说，常常是中美双方在有共同的概念的同时，在如何实施上有分歧，因为归根结底，各国的情况不同；而且我认为，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善人权状况。但同时，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；并且，我们必须继续在这个方面改进。所以，我们愿意听取外国朋友的意见。我们必须看到，我们有着2000年传统观念的负担，这影响着我们人民的思想。而且，我们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国相比的。 

　　近来，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我们的宪法，增加了一项修正案，要依法治国。这表明中国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，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，但这不是容易办成的事情。我们缺少大量合格的人才。目前，我们非常缺乏法官和律师。你们美国有这么多律师，我们却很少。 

　　“60年之后，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？” 

　　伍德拉夫：提个关于贵国的问题。你希望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？你认为40年、50年、60年之后，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国家？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？你看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会如何发展？ 

　　朱镕基：我认为，再过四五十年甚至60年以后，中国将会发展起来。但即便在那时，中国也不会超过美国，更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威胁。中国只会成为美国的朋友，很可能是美国的大市场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下去，但我们仍将保持社会主义。我们的经济体制将继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我们避免经济危机。当然，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，你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。 

　　伍德拉夫：永远是社会主义？ 

　　朱镕基：永远是，但我说的社会主义带有中国特色。 

　　伍德拉夫：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？ 

　　朱镕基：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，因此，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们要民主，我们也要法制，所以，在要求民主时不能违法。民主与法制应该同时发展。 

　　摘自《朱镕基答记者问》